就一些西方媒体近来炒作所谓西藏“人口稀释”“强制迁徙”，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罗绒战堆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西藏的人口流动是在政策、市场驱动下形成的双向互通。所谓“稀释”是对事实的刻意曲解，“强制”是对民众自主选择的无视。
“‘人口稀释’的说法有一个隐含前提。”罗绒战堆说，在一些人看来，西藏原本是一个民族构成单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社会。外来人口会改变这一“纯净”状态。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西藏人口总量的增加是各民族共同增长的结果”
罗绒战堆介绍，民主改革前，西藏人口约122.8万，主体是藏族，另有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也居住着汉族的商人、手工艺人等。“汉族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是长期维系西藏与其他省份行政、经济、文化等联系的重要纽带。换言之，西藏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地方，不同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居共处。”
另一方面，当时西藏基础设施极为落后，进出藏通道稀缺，地理阻隔和封建农奴制度的双重束缚使人口自由流动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百万农奴如何果腹、避寒、活下去。”罗绒战堆说。
此后数十年间，随着中央持续加大对西藏的倾斜支持力度，一条条“天路”贯通高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各省份人口也同西藏双向流动起来。
相较于1959年的122.8万人口，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常住人口364.81万人，藏族始终是西藏人口的主体，占比约8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藏族人口增加42.15万人，汉族人口增加19.81万人，回族人口增加1.29万人、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人口也持续增长。
罗绒战堆指出，西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在全国前列。西藏婴儿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初期的43%下降至2024年的0.432%，人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升至72.5岁，人口与劳动力供给处于稳定状态。数据清楚表明，西藏人口总量的增加是各民族人口共同增长的结果，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西藏人口流动是双向的”
民乐为纽带 牵起海内外侨心
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音乐教师、归侨侨眷丰明军扎根讲台二十余载。他致力于传承民族非遗、服务侨界群众，以音乐为桥、以侨心为纽带，书写边疆归侨侨眷爱国奉献、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带着这份紧迫感，他对接缅甸、泰国旅居傈僳侨胞收集散落的曲谱与演奏技法，2016年完成东南亚首部《笛哩图入门教材》，填补了傈僳族传统器乐标准化教学的空白
罗绒战堆说，进入西藏的内地人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统筹的对口支援力量，主要为医生、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等，他们保障了西藏当地民众就医、就学等基本民生需求，将优质公共服务送上高原。另一类则是市场驱动下的劳务人员，用以补充需要专业技能和运营经验的新兴岗位的人才缺口。
与此同时，走向内地的藏族同胞同样规模可观。他举了成都的例子，在这座被称为“西藏后花园”的城市，浆洗街、肖家河等街道已形成规模可观的藏族民众创业、就业和置业聚集区。
据当地统计，仅浆洗街街道内，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就超过1.4万人，辖区内少数民族经营主体500余家，其中藏族占比近七成。远在西藏那曲、阿里的牧民，也会开着私家汽车，带着畜产品来这里销售。“这种人口流动还具有季节性特点。冬季，许多农牧民来到内地城市经商、过冬；到了夏季，内地气候炎热，他们又回到凉爽的高原。”罗绒战堆说。
他指出，这种流动的基础，离不开日益提升的生产生活条件。数据显示，西藏全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约为68％，超过不少内地丘陵山地区域；农村居民家用汽车普及水平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农业机械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西藏老百姓有能力、有条件走出去，他们的流动是主动的、自主的。”
“人们来来往往，一起过好日子”
自发的人员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常住人口不断增加，2015年至2025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增长近两倍，“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罗绒战堆说，西藏的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下的自主选择，哪里有市场、哪里有机会，人就往哪里去。
2025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7073.37万人次，同比增长10.71%。“这么多人来西藏旅游，他们不是来‘稀释’西藏的，而是来致富西藏的。”罗绒战堆说。
罗绒战堆指出，炒作所谓“人口稀释”“强制迁徙”，无非是想将西藏的发展进步描述为某种“罪恶”、否定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治理。“藏族人口在增长，农牧民收入在提高，优质的医院、学校越来越多，西藏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若连人口正常流动都被攻击，西方标榜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人权岂非自相矛盾？”
中新社电 记者 张杨彬（记者 张杨彬）